1950年腊月前后，湘西麻阳的山风已带着凉意。屋檐下，一串串红辣椒在风里晃动，两条腊肉挂在灶间冒着油光。院里的人都知道，大屋里的长孙要走一趟远门——要去北京，找那位已经多年不见的“龙兆”。
在麻阳，年纪大一点的人提起这个外号，语气里多少带点骄傲。滕代远年轻时在湘西打过土匪，带队钻山窝、趟溪水，身手利落，又肯吃苦，乡亲们给他起了个“龙兆”的绰号。后来他参了军，打仗、转战，消息时断时续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人们才从报纸上认出：铁道部长，就是当年的“龙兆”。
对滕久翔来说，这个名字既亲，又有点远。亲，是因为那是生父。远，是因为从小到大，他更多是在大人闲聊中，听见这个名字。等到解放后铁道部的消息一条条传到乡下，他才渐渐意识到，那个许久未归的父亲，不再只是家里人口中的“龙兆”，而是管着全国铁路的大干部。
他挑着两条腊肉，挎着半麻袋干辣椒，从麻阳一路倒车北上。那年头，火车、汽车都紧张，沿途又冷又挤，身上的棉衣被磨得起了毛。到了北京，脚底板都磨出了血泡，人却还算挺直：他要去的是铁道部，要找的，是那个在传闻中越来越遥远的父亲。
一、一纸通行条：阜成门外的“难题”
1950年2月5日，北京的风比湘西更硬。滕久翔站在铁道部阜成门外，身后是从家里带来的腊肉辣椒，眼前是一道铁门和两名警卫。
“找谁？”
“找滕代远，是我爸。”这句话说出口，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别扭。
在那个年代，铁道部是关键部门之一。新中国刚刚成立，全国铁路还在从战火和破坏中慢慢恢复：桥梁要修，线路要通，沿线秩序要整，铁路运输又肩负着军需和民生物资的重任。铁道部长的办公室，自然不是谁想进就能进。
警卫没有不耐烦，只是重复了一遍：“找部长的，多了。你有介绍信吗？”
滕久翔摇头。身上除了粮票、路费和那点土特产，再没有别的。他知趣地没有再争，只是把家乡、名字、年龄说得清清楚楚。警卫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进屋打了个内线电话。
电话那头，正在堆满文件的案桌前伏案的人正是滕代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忙于铁路修复与统一调度，每天要审阅大量报表、调度计划和建设方案，熬夜成了常态。听说门外有个自称是自己儿子的农民，他沉默了几秒，只说了句：“让他等等。”
电话放下，他没有立刻起身，而是低头在文件上又划了几笔。那几年，关于铁路的每一项决策，都需要准确、谨慎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哪怕是家庭上的震动，到了他这里，也得暂时搁在一边。
几分钟后，警卫把滕久翔领进大门。穿过院子，他看见一排灰色小楼，院中几棵树光秃秃地挺在那里，风从楼缝里吹过，带着一点煤烟味。走进办公室，他先看到的是成摞的图纸和报表，其次是一个中年人微微弓着腰，戴着眼镜，正盯着桌面。
那人抬起头，打量了一眼眼前这个晒得黑黝黝、穿着洗得发白棉袄的青年，声音不高，却很稳：“你说你是我儿子？”
滕久翔点头，喉咙有些发紧。室内生着一个小煤炉，火星偶尔“噼啪”一响，除此之外，就是沉默。
滕代远没有立刻相认，而是像对待一份重要材料那样，开始逐条“核实”。
“我们老屋堂屋朝哪边？”
“正对东边，门头上挂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……”
“后山那棵老枫树，被雷劈过几回？”
“早年劈过一次，树皮焦了半边，后来又被削去一段。”
一问一答之间，不是寒暄，而像在审查一份来历不明的电报。问题问得细，答得也细。知情人都明白，在那个身份易被冒用、谣言四起的年代，尤其是高级干部，凡事格外谨慎。这种谨慎，有时甚至会压过亲情的直接流露。
最后，他才缓缓摘下眼镜，看着眼前的小伙子，眼神有了一点松动。滕久翔鼻子一酸，脱口而出一句：“爸。”这个字在他嘴里，显得有些生疏，又确凿。
屋里并没有感人的拥抱，也没有热泪。滕代远只是略微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句：“路上辛苦了，先坐下。”桌角前，一只粗瓷茶缸里的茶已经泡得发黄，窗台上半碗冷硬的窝头渣，还没来得及收走，跟乡下想象的大干部生活，多少有点出入。
二、半个月的近距离：简陋小楼里的父子相处
相认之后，滕久翔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。对一个从山里出来的青年人来说，这半个月既新鲜，又复杂。
他住在铁道部安排的一处小楼里，离父亲的住处不远。早上，他能远远看见父亲上车的身影：一辆普通的吉普车，车上没有特别标记，随行人员不多。车开出大门，消失在灰蒙蒙的街道里。
那时全国还处在接管和恢复阶段。许多干部的住宿、用车、供给条件都很普通，只是略好于一般职工。粮食供应紧张，城市里也不宽裕，白面很少，粗粮是主食。铁道部的饭堂，常常是高粱米、小米粥搭配简单的菜。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在伙食上并没有太大差别，这是不少人后来回忆时都提到的情形。
一次吃饭时，滕久翔鼓起勇气提了句：“要不……就让我留在北京，在您身边跟着干个事？”
这句“跟着干个事”，在当时的语境里，很明显是希望父亲能给安排个工作。对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农家后生来说，能进城、能进部委，就意味着稳定口粮和更好的生活，这点心思并不难理解。
滕代远放下筷子，抬眼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发火，也没有当场训斥，只缓缓说了一句：“你现在是社里的劳动力，家里还指望你。工作，得组织统一安排，不能因为我是你爸，就给你另开一条路。咱们是共产党人，群众都看着呢。”
这番话不长，但态度极清楚：不能走后门。
这顿饭桌上，菜很简单，桌边的煤炉火光映在两人脸上。滕久翔有些局促，原本打的小算盘，在这句话面前无声作罢。他心里未必不失落，但也看得出，父亲说这话时，并不轻松。他不是不懂儿子的难处，只是把规矩放在前头。
有意思的是，等到下午出门，他们一起去了北海、颐和园。按理说，部长带家人逛公园，应该能享受一点“照顾”，但一路走下来，排队买票、检票、进园，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。途中没有专门的接待室，没有特殊的茶点，只是在园子里随手买了几个粗粮馒头充饥。
滕久翔站在琼岛桥上，看着湖里的冰裂开一条条缝，心思却在别处。他注意到父亲穿的棉大衣袖口已经发亮，脚上的军鞋有些旧了。晚上回到小楼，窗台上的茶缸里，又是那种带几根枯黄茶梗的清茶。
临别那天，滕代远没有留太多话，倒是拿出一件旧军衣，用粗布包好递给他：“路上冷，这个比你身上的厚点。”又从抽屉里摸出1块5角钱：“作路费，买点干粮。”
在不少人想象里，部长家给儿子一笔钱，多少该大方一些，可这点数目，勉强够一路车票和几顿饭。他没有多解释，也没有额外给粮票，更没提让他下次再来。
滕久翔抱着那件旧军衣，出了小楼。北京的风照旧刺脸，半个月的见闻，已经足够让他懂一件事：这个父亲，有感情，但更有规矩；有地位，却不愿把地位变成家庭的“福利”。
三、回到麻阳：初级社的苦日子与一封来信
从北京回到麻阳，山风依旧，辣椒串依旧，家里的日子却一点没见宽裕。
1950年代中期，麻阳也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，开始搞互助组、初级社。田地合在一起种，人按劳积分记账。新制度刚推行，各家的收支账不熟，滕久翔家里人口多，又有老人小孩，吃用开支大，很快成了社里口中的“超支户”。
粮缸空得越来越快，祖母谭桃秀常常站在缸边，一边舀出最后一点米粒，一边念叨：“龙兆现在是大官了，怎么就不想着家里？”话说得并不尖刻，更像是老一辈人的习惯抱怨。
那时候，农村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吃饭。年景稍差一点，粗粮都要掺着南瓜、红薯，连糠带壳一起上锅。滕久翔心里算过账，知道指望父亲“救济”并不现实，可日子逼到墙角，他还是写了一封信去北京，说得不多，只提家里粮食紧张，问能不能借一点钱周转。
过了些日子，邮局通知来了一笔汇款，是30元。那时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这并不算小数目，但也谈不上“救命巨款”。信封里没有多余的话，只简单写明：“此款为借，日后有余，寄回。”连“照顾好母亲”这类常见的亲情话，都没多写。
祖母接到钱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又念叨了一句：“还记得家里就好。”过了几天，她在堂屋里对人说起“龙兆”的事，口气明显缓和许多：“他那人，你看着硬，其实心里有数，他打小就那样，不肯占别人一点便宜。”
关于“龙兆”这个外号，村里老人讲起来，有不少细节。早年他在湘西带队打土匪，有一次，为了不惊动周围百姓，他宁愿绕远山路，挨饿熬了两天，也没去动附近一个富户的粮仓。那事在乡里传了一阵，有人说他是“龙”，有人说他是“兆头好”，索性就叫起“龙兆”。这种故事，当事人也许早忘了，可老百姓记得牢。
站在多年后的角度看，30元这笔钱既不是断情，也不是大恩。它像是一条细细的线，连接着远在北京的部长和麻阳的农家院。钱能解一时紧，态度却告诉子女：可以帮，但不能变成依赖，更不能照此走一条“干部子女的特供路”。
四、三年困难：一份“丧事从简”的电报
真正的难关，还在后面。
1959年至1961年，全国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。粮食产量下降，城乡都遭遇饥饿。铁路系统在这段时期的任务反而更重：煤炭、粮食、钢铁，从各大基地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，运输压力极大。车皮紧张、线路紧张、人手紧张，铁道部上上下下都绷得很紧。
1960年，麻阳传来噩耗——祖母谭桃秀去世了。家里人看着那件从北京带回来的旧军衣，商量了半天，有人悄悄说：“要不，给北京打一封电报，让龙兆回来一趟？再忙，总得见母亲最后一面吧。”
电报很快发出，写得很简单，大意就是“母逝，请速归”。那时的电报费用不低，一句字斟句酌，既要把消息传到，又不好多言。
过了不久，回电来了。滕代远在电报里没有长篇解释，只用了短短几句话：“正值全国困难，铁路任务紧，丧事从简，望理解。”这句“丧事从简”，落在家人心里，味道很复杂。
从道理上说，高级干部在国家最紧要的关头，舍小家顾大家，这是组织纪律，也是职责所在。对一个儿子而言，母亲去世而不能奔丧，难免心有遗憾。但也正是这一年，许多铁路人都在路上、在车上熬着，昼夜不断。火车不等人，运输计划不能随意打乱，这些都是实情。
同一年，滕久翔到杭州去看父亲。他从麻阳出发，一路摇摇晃晃地来到江南。再次见到父亲时，已经是夏天，他自己却瘦得明显，脸有点浮肿，衣服穿在身上空空荡荡。
在杭州，父亲没有带他去逛风景，而是住在普通的招待所里。一次吃饭时，伙食就几样菜：一碟咸菜，一点青菜，主食是掺了糠的窝窝头。滕久翔看着那一盘咸菜，有点不自在。
滕代远见他碗里只动窝窝头，夹菜犹豫，反而主动把那只盛咸菜的坛子往他那边一推：“多吃点，有这个，窝头也能下咽。”
饭后，父亲环顾了一圈，问：“你们那边粮食怎么样？”滕久翔老实回答：“不太够，得割桑叶、柳叶和野菜，掺在一起蒸窝窝头，能顶一顿是一顿。”
听到这里，屋子里安静了一会。那种沉默，不是对话无话可说，而是心里明白，却没法从个人层面给出“特例”。
这里有一个细节颇耐人寻味。当时，全国已经提倡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、厉行节约。铁路系统不少干部，即便有条件，也尽量不搞特殊供应。一部分人坚持粗粮，与群众同一口锅，既是制度要求，也是个人选择。滕代远的家，就处在这样的氛围之中。
有人可能会问：干部既然手里有权，就算不公然搞特殊，暗中给家人多开一点“后门”，也不是办不到。可偏偏，在这一家人身上，反过来成了“宁可自己紧一点，也不在亲属身上动心思”。
五、恢复之后：黑窝头与补丁军衣
三年困难过去后，城市供应逐渐恢复，粮食品种比以前多了一些。到了1963年以后，不少机关食堂里已经能见到白面馒头和大米饭，当然，粗粮仍旧是重要部分。
滕代远的家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，但并没走向另一极。他常说，节约不是只在困难的时候才提，手头一宽就忘了。于是，家里日常吃的，还是高粱米、玉米面为主，白面很少上桌，偶尔也只是给孩子“打打牙祭”。
1973年，滕久翔第三次进京。那时父亲已是重病在身，住在卫生条件还不错的病房里。房间不大，窗户干净，床头摆着几摞书和文件，说明他即便病重，也放不下工作。
探视时间有限，医生只让亲属轮流进去。轮到他进门时，父亲已经明显消瘦，脸色蜡黄，但眼神还是清醒的。简单问了几句老家的情况，话不算多。
桌角放着一个搪瓷碗，里面是黑乎乎的窝窝头，掰成几块泡在清汤里，没有油星。滕久翔有点惊讶，下意识问了一句：“现在条件好多了，怎么还吃这些？”
滕代远笑了一下，并没有长篇道理，只说：“吃惯了，也挺好。”
有些干部在恢复时期，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，家属也习惯了多样的副食品。但也有一部分人，依旧把节约当成家里不变的规矩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。
那天走出病房，滕久翔站在走廊上，看着来往的医护和干部，心里很清楚：如果父亲愿意稍微“松一点”，自己和弟弟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命运——进厂、进机关、调好岗位，不是没有可能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从未听父亲为哪一个孩子去说一句“关照一下”。
1974年12月1日，滕代远因病去世。讣告上，写着他的历任职务：早年参加革命，历经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铁道部长等一系列职务。一行一行看下来，都是公开资料上能查到的经历。
不过，讣告没有写的是，他的子女并没有因为这份“履历”而被安排进什么特别体面的岗位。有人在之后的谈话里提到，他的儿女有人在泵厂当工人，有人在普通学校教书，有的留下乡，都是按当时普遍政策走的路子。
六、旧军衣挂在墙上：家风留下的痕迹
滕代远去世后，麻阳老家的那件旧军衣，一直被小心地挂在堂屋里。那是当年他送给儿子的衣服，棉絮已经有些板结，袖口被磨得发亮，衣襟上还有几块不同颜色的补丁。
有外地亲戚来做客，看见这件衣服，总要问一句：“还留着这个呀？”
家里一位晚辈笑着说：“这是早年的‘部长服’，舍不得丢。”语气里带着点调侃，却并不轻浮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件军衣不仅是保暖的衣物，更像是一种提醒——家里有人当过大官，但日子还是要照样过，不能因为先辈的职务，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
有人好奇地问起滕家的“秘诀”：这么多年，孩子们没借父亲的名头往上挤，难道一点都不觉得吃亏？家里有位晚辈回答得比较直接：“可能是习惯了吧，从小就被告知，不该占的便宜，一口都不能吃。”
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简化，却抓到了一个要点：家风很多时候不是挂在嘴边的大道理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选择。是给儿子安排工作，还是让他回乡务农；是为奔丧请假，还是留在岗位上紧盯调度；是开口要特殊供应，还是跟着群众一起啃窝窝头，这些选择累积起来，就构成了一个家庭给后代留下的“范本”。
回头看那一连串的时间节点：1950年相认时的克制，半个月北京生活里的拒绝留京；1950年代中汇去的30元和那句“此为借款”；1960年丧事从简的电报和杭州饭桌上的咸菜坛子；1973年病房里那碗黑窝头汤；1974年之后挂在墙上的旧军衣。这些细节加在一起，并不轰轰烈烈，却很有分量。
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有权有位的人“不搞特殊”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不轻松。亲情、贫困、权力，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，很容易产生现实的诱惑。滕代远和长子滕久翔之间的故事，看似只是一个农民多次进京认亲、求助、又一次次被“挡回去”的过程，细抠下去，却能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——规矩在前，感情在后，公共身份和家庭关系分得很开。
这种做法，从个人角度看，难免让人觉得刚硬甚至有些“不近人情”。但若放在当时的大环境里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举、干部队伍需要树立形象的情况下，这种选择反而显得格外重要。它让周围人看到，权力不是用来给自家孩子铺路的，也不是用来换取额外口粮和舒适生活的。
多年以后，麻阳那串风里晃动的红辣椒还在，旧军衣依旧挂在墙上。关于“龙兆”的故事，在乡间茶余饭后时不时会被提起。人们讲起他早年打土匪、修铁路，也会顺带说一句：他当大官那几年，家里人没沾什么光，儿子来北京认亲，还被挡在门外核实了半天。
说到这里，听者往往会点点头。这种“没沾光”，在很多人眼里反而是一种难得的底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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